银河棋牌娱乐中心:加强高龄农民工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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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打工爷爷”获得更多归属感——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新野鼎泰公司董事长王馨

2015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2.73亿农民工里面,50岁以上的占到了17%,即4600万。其中,建筑业是高龄农民工存在较多的行业。媒体将50岁以上的这一类农民工群体称为“高龄农民工”。

2016年3月,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召开,其间,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新野鼎泰公司董事长王馨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高龄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建议》。作为本届人大31位农民工代表之一,王馨的《建议》引起多家与会媒体的关注。

2015年,高龄农民工“靠吃肉维持体力”甚至“染发躲避身份检查”的媒体报道,也引发了社会极大关注。

近日,她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在有媒体对“打工爷爷”这一群体报道之前,她就已经开始关注高龄农民工和超龄农民工的社会问题了,并着手进行了调研。

【政策理论】

王馨指出,这类群体遇到的共同问题是就业和养老问题,但根源还是社会保障问题。

《十八大报告》在社会建设中指出,要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仲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

她认为,国家层面应继续加快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各级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乃至社会各界都应充分重视“打工爷爷”的民生诉求,给予他们更多尊重,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获得更多归属感。

【重要意义】

民生周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关注“打工爷爷”的?

高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它事关我国城市化的建设进程;事关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

王馨:大概是2015年初。我有一个50多岁的亲戚,他最早在其他企业打工,后期由于身体原因辞职在家休养了几年。2014年底他来到我的企业上班,而我的要求是无论什么工种都要给员工缴纳社保。我原本以为,他以前缴纳过保险,来我们这里衔接一下就可以,但反馈给我的信息是无法办了。因为他辞职后就没再续缴,中断的时间太长了。缴纳未满15年,且年龄已接近法定退休年龄,已经没有续缴的能力了。

一、高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事关我国城市化的建设进程。城市化的建设进程与“三农”问题直接关联,农村城镇化、农业机械化、农民市民化的良好发展首先需要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尤其是高龄农民工。加强高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能构建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有助于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建设进程。

后来,我在企业周边打听了一下,像我家亲戚这样年龄超过50但还没到退休年龄的群体中,有人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我又借出差的机会到外地打听,情况也都差不多。

二、高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事关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高龄农民工作为农民中面临失业、养老与医疗问题的一个大群体,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将使高低收入差保持在合理的程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有助于实现群体的共同富裕,体现社会的公平。

不仅如此,通过在全国几个地方了解后,我发现这类群体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我意识到,应该履行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把这个以前社会关注不多但却已经出现的问题作为我的调研方向。为此,我还牵头组织了一个团队,进行了专项调研。

三、高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农民工作为双重因素造就的底层群体,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受着一定的社会歧视和劳动限制。加强社会保障,能给予他们相对稳定的收入预期,减少因失业、养老等问题造成的社会焦虑,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或者回归农村,减少社会的不和谐因素,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民生周刊:您的调研结果是什么?是并不乐观吗?

【存在问题】

王馨:应该说不是很乐观。我所掌握和了解到的是,我们国家目前有年龄超过50岁的高龄农民工以及60岁以上的超龄农民工4700万人,他们多是改革开放初期较早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农民,没有知识、没有技能,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负荷、潜在的劳动风险,还有城市生活的排斥疏离、漂泊异乡的清冷孤寂,他们的境遇实际上比那些农村里的留守老人更为不堪。

一、高龄农民工一般存在较重的家庭负担,需要维持生计。(1)作为家庭的劳力支柱,他们需要负担自身养老、父母养老、儿女嫁娶等多种费用,不得不外出打工;(2)一些地区土地被征收,而他们获得的补偿款难以维持家庭的长久生计,需要外出打工;(3)农村务农的年收益远低于外出打工,维持生计的同时还可以补贴家用。

如果抛却社会地位问题,这里就只涵盖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就业”,另一个是“养老”,但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保障问题。

二、高龄农民工往往从事体力型行业,劳动强度大,健康风险高。(1)近五年,农民工的数量在增长,但青壮年农民工的数量在降低,人口结构的变化使高龄农民工占比增高。而年轻人学历普遍提高,大多意向服务、纺织和电子等行业发展,而不是选择苦力行业,建筑等体力型的行业出现招工难也成为必然。(2)建筑等体力型行业收入相对较高,老一代农民工正适合文化水平与技能要求不高、而待遇不算低的行业与工种。但从事建筑等体力型行业的劳动,安全、疾病风险较高,且劳动环境往班艰苦,这加大了高龄农民工的健康风险。

虽然近几年国家已经公布了多个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文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也制定了有利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关系衔接办法,但有一个问题是,对于高龄的、超龄的“打工爷爷”,政策和制度上还有短板需要补齐,毕竟有一些政策和制度还暂时惠及不到这一群体。

三、高龄农民工权益难维护,福利难保障。(1)建筑业是农民工集中的几个行业中欠薪较为严重的行业,其中劳动部门监管与执法不力,是造成欠薪的重要原因;(2)用工行业为降低人工成本,往往不为农民工缴纳保险,顶多买一份集体保险;(3)法定退休年龄男性为60岁,超过退休年龄的高龄农民工的继续就业在劳动关系及工伤认定上仍有较大争议;(4)累计缴费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而高龄农民工因年龄较大,就业流动性强,难以享受这项政策福利,往往不愿意再行缴纳。

民生周刊:针对上述问题,您在提交给全国人大的建议中提供了怎样的解决之道?

四、高龄农民工因国家政策有限制,疲于应付超龄检查。法律规定60岁以上工人不再享受工人待遇,全国从严执行禁止60岁以上农民工一线作业;一些高龄农民工为谋生计,持假身份证、染发躲避检查;行业因招工难,也会协助高龄农民工应对劳动监察部门的检查。

王馨:我真的不敢说我提出的建议一定能治本,但我来自基层,我的建议更多的是传递了“打工爷爷”的心声。

【解决方案】

譬如说,我在建议中提到,高龄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和工种,国家应该立法有所限制,并要求雇主提供充分的劳动保护。这就是“打工爷爷”的真实愿望。

一、提高高龄农民工返乡的意愿与积极性。(1)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要向农村经济落后地区倾斜,使高龄农民工的后代有良好的受教育和未来就业机会;(2)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要给高龄农民工提供足够养老的土地,使他们即便返乡也有归属;(3)支持发展本地产业与项目,吸纳适当高龄农民工,满足其就业谋生的需求。

很多50多岁甚至60多岁的农民工,进城首选的工作就是建筑行业,因为单日工资高,技术门槛低,有力气就行。但实际上,他们做的工种和年轻的、身体力行的适龄农民工并没什么区别,因为在雇主看来,来者都要一视同仁,愿意干就留下,不愿干、身体吃不消的就可以走。

二、关注高龄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各行业要重视繁重体力劳动者尤其是高龄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医疗卫生机构要把体力型行业的高龄农民工的健康检查纳入工作范畴,定期为高龄农民工做健康指导与身体常规检查。

再比如,我在建议中希望医疗卫生机构把体力型行业的高龄农民工的健康检查纳入工作范畴,定期为高龄农民工做健康指导与身体常规检查。这同样也来自于“打工爷爷”的诉求。就像刚刚提到的建筑行业,因为雇主不能照顾到这类群体的实际情况,入职前又没有要求这类群体提交体检报告,导致对所雇佣的高龄农民工是怎样的身体素质情况一无所知。有些工作如果执意要求“打工爷爷”执行是很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安全生产事故。毕竟从生理角度讲,高龄伴随的是老年病。

三、维护高龄农民工权益,建立高龄农民工社会保障新模式。(1)劳动部门要严格监管、有力执行,减少欠薪对高龄农民工基本生活的影响;(2)为高龄农民工提供底线的社会保险,划拨专项资金解决他们 的最底线养老问题;(3)消除户籍、身份在养老保险制度上的差距,保证所有高龄农民工能够加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4)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累加、结算、转移等多项支付平台,激活分散于多地的个人养老账户资金。

当然,除了“打工爷爷”的心声,有些建议我个人认为是有必要提出的。

四、善待农民工,给予高龄农民工更多的人性关怀。综合“用工荒”的劳力现实,改变法定年龄“一刀切”的执行现状;体力型行业要在高龄农民工谋求生计意愿的基础上,结合其个人的身体情况量力安排工作量。

比如,我建议要为高龄农民工提供底线的社会保险,建议各级政府应划拨专项资金解决他们的底线养老问题;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累加、结算、转移等多项支付平台,激活分散于多地的个人养老账户资金。这涉及到“打工爷爷”的养老问题,如果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或者制度不完善、不优化,那么“打工爷爷”在养老方面就会没有安全感,而为了生计也只能在城市中漂着找不到归属感。

民生周刊:我注意到,您还建议,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要给高龄农民工提供足够养老的土地,使他们即便返乡也有归属?

王馨:是这样。我来自于农村,对于适龄农民而言,要外出务工除了满足生活所需,提高生活质量的物质需求外,也是告别传统技能,学习新技能,创造新价值的时代需要。

然而高龄和超龄农民工则不同,务农是他们的传统生存技能并从土地中获得收入,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是他们熟悉且认为是最稳定的。之所以会和年轻人一样进城务工,有土地政策引导的客观因素,也有提高收入夙愿的主观因素。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看来,落叶总要归根,这是人生的归宿。

所以我认为,各级政府应该考虑这类群体的特殊性,为其提供足够的养老土地。

实际上,如果有土地,对“打工爷爷”返乡是有吸引力的,毕竟从心理上他们会认为归根有望,而在靠土地创造财富方面,这类群体有在外务工经验,有过见识,对城市生活方式有所了解,那么他们就会告别传统种植品种,向亩产效益高、市场需求广的经济作物看齐。

我想,在自家门前有了可观的收入,“打工爷爷”这类群体的人数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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