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集萃

      编者按:2017 年5 月22 日至23 日,由塞尔维亚文化与媒体部倡议发起,中国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协办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此次论坛是落实中国-中东欧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期间17国领导人共同发表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中重要的人文交流项目,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文化遗产领域首次进行机制化的集中专业合作交流活动。论坛围绕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主题特别是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和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实践方式,展开交流研讨。塞尔维亚文化与媒体部部长弗拉丹·武科萨夫列维奇、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大使李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发言集锦

  论坛期间,各国代表围绕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领域的世界遗产地管理和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实践等方向各抒己见,交换经验。中东欧国家代表介绍了各自世界遗产地概况,管理体系与机构设置,政策法规、保护管理规划,监测与保护效果评估,以及当地社区参与等保护管理方面的实践与经验;各国代表还分享了文化遗产保护修复方面的新方法、新技术、新材料和实践经验。论坛结束后,应塞尔维亚文化与媒体部邀请,中国专家代表团实地调研了塞尔维亚国内的文博单位。中国专家代表团先后走访了马纳西亚修道院、菲利克斯·罗慕利亚纳宫殿遗址、拉耶克皮姆尼斯葡萄酒酒窖、菲特斯拉姆要塞、莱本斯基维尔考古遗址、哥鲁拜克要塞、斯梅代雷沃要塞,与当地博物馆专家、考古专家、文保专家深入沟通文博工作的各方面内容。双方对世界遗产地的管理、文物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交流了意见,并比较了中塞两国不同国情下的文物管理框架和应对措施。双方均表示了在今后工作中加强合作交流的强烈愿望,在工作理念、方法、技术等方面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下面是本次论坛的代表发言摘要。

时间:2019-04-12国家文物局徐秀丽 李瑞 字体:大 中 小

最美四月天,4月10日至12日,中国及中东欧国家的近百位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共聚中国洛阳,参加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分享经验、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收获友谊。论坛期间,来自中国以及波黑、保加利亚、捷克、拉脱维亚、立陶宛、黑山、北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将围绕“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管理、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的主题,聚焦“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进行为期两天的专业交流与对话,共同探索合作的重点方向、领域和途径,共同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未来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采撷了交流发言的精彩片断,陆续分享给大家。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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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冰在主旨发言中,分享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利用的实践经验。胡冰说,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类型日趋多样,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及协调机制日益健全,保护状况显着改善,监测预警系统日臻完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化,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之路。

胡冰表示,今后,中国将继续坚持“三个有利于”,持续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推进现代科技与遗产监测相结合,不断提升保护管理水平,大力倡导遗产与民生协调发展,努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速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手段,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他呼吁中东欧国家同中国一道,共同完善文化遗产国际协调联络机制,打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推进器”,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在“16+1”的合作框架下,更好发挥文化遗产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积极作用,使文化遗产论坛成为跨国家跨区域对话协商和友好合作的创新典范。共同寻找政府间合作新亮点,共同构建稳定多维的政府间文化遗产合作网络。

传承历史文脉 打造金色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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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委副书记、洛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刘宛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刘宛康说,近年来,洛阳市委、市政府在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互促共融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尝试:注重规划引领,完善保护机制,留住历史文化根脉;突出守正出新,展示厚重底蕴,擦亮古都金色名片;坚持保用结合,做好活化转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彰显古今辉映,提升文化品位,塑造城市独特魅力;体现山水交融,厚植生态优势,践行绿色惠民理念;促进融通互鉴,扩大开放合作,深化国际人文交流。

刘宛康表示,洛阳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全面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系,在五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坚持守土尽责、保护传承,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保护体制机制,让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二是坚持统筹协调、融合发展,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统筹推进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三是坚持活化创新、塑造特色,围绕加快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中华文化,讲好洛阳故事。四是坚持开放包容、交流合作。发挥“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城市作用,依托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世界古都论坛等平台,积极“走出去”“请进来”,实现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五是坚持以人为本、惠民利民。坚持将惠民利民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城市的每一处遗址、每一件文物,都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宝贵财富。

科托尔自然和文化历史区的整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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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文化部文化遗产总司司长亚历山大·达吉科维奇

黑山最着名的世界遗产是科托尔自然和文化历史保护区,197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多个历史时期以来自然景观和人类活动互相影响而形成的。世界遗产地科托尔占地约12000公顷,含2500公顷海域面积。科托尔市大部分区域都位于保护区范围内。

亚历山大·达吉科维奇说,过去十年科托尔地区出现了巨大的城市化压力,开展了很多建设活动,对遗产的文化价值造成了负面影响,黑山通过建立相关机制来解决这种状况。《科托尔市自然和文化历史区保护法》的通过使得科托尔市的这一世界遗产地得到了更高层次的立法保护,法律规定设立地区管理机构——科托尔自然和文化历史保护区地区管理理事会。理事会由科托尔市长牵头,提升突出普遍价值的重要性。理事会负责协调起草、修订和实施管理计划,启动和监管管理规划,就建议、计划、项目及规划文件等提供意见,对该区域的情况进行监测,并要求采取措施改善其状况,并起草了关于执行政府管理规划的报告。理事会成员包括活跃在科托尔地区的国家代表、地方行政当局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

亚历山大·达吉科维奇认为,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价值等问题上,必须由不同部门和机构共同承担责任。文化遗产不仅仅对那些拥有它或者享受其文化价值好处的人有价值,遗产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和生活质量。

敦煌莫高窟平衡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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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郭青林

敦煌莫高窟因其为现存规模最宏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佛教石窟群,被誉为“沙漠中的美术馆”和“墙壁上的博物馆”,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技价值,1961年,莫高窟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因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全部六条标准,被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曾经,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是莫高窟面临的文物保护问题。”郭青林介绍,75年来,敦煌研究院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始终围绕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任务,以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利用莫高窟的文化价值为使命,经过不断探索,总结出了符合敦煌石窟事业发展规律的“十位一体”事业发展模式和“基于价值完整性的平衡发展质量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在保护方面建立了基于“目标导向”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应用与评价管理体系;在研究方面建立了基于莫高窟价值整合社会资源的“协同管理”研究体系;在弘扬方面建立了基于观众类型的“针对性分类”弘扬管理体系。

郭青林说,“基于价值完整性的平衡发展质量管理模式通过多年实践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有益保证了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的高质量发展,促使我们各项事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品牌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

同时,敦煌研究院也逐步形成“用匠心呵护遗产,以文化滋养社会”的质量文化。未来的敦煌研究院,将始终坚持“保护是基础、研究是核心、传承弘扬是目的”的历史担当,将真实完整的莫高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同时也将不遗余力地让敦煌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敦煌。

世界遗产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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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文化部文化遗产保护司司长伊里·瓦吉奇纳尔

捷克斯洛伐克是1991年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的。

伊里·瓦吉奇纳尔介绍,加入公约后,捷克针对极为重要的国家古迹遗址列入名录的工作陆续制定了相关政策。捷克已有12处古迹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布拉格历史中心、克鲁姆洛夫历史中心、泰尔奇历史中心等。

捷克文化部一贯重视展示世界遗产地。

伊里·瓦吉奇纳尔分享了他们的“世界遗产支持计划”。这一计划是捷克文化部于2008年开始实施的,旨在对捷克的世界遗产地和世界遗产的申报提供资金支持,提供拨款的3个基本优先方向:一是制定或更新管理规划,二是支持符合该计划宗旨的、与遗产相关的科学研究项目,三是支持与遗产相关的展示、宣传和教育项目,如遗产的保护级别认定以及相关基本信息;有关遗产展示、保护或世界遗产申报的研讨会和研修班;针对不同类型的遗产参观者的出版项目和与遗产相关的教育项目,特别是专业论文出版项目等。

据统计,2008至2018年,捷克文化部的世界遗产支持计划为300多个项目总计拨款8000万捷克克朗。

“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都完成了目标,为捷克的世界遗产地全面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也证明了相对少量的资金可产生真正专业的成果。尽管设立时间不长,世界遗产支持计划已成为利用政府资金促进捷克文化遗产发展的良好典范。” 伊里·瓦吉奇纳尔说。

文物保护与考古国际合作交流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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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世界各国多个专业机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

柴晓明说,吴哥古迹保护工作是一项成功范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经过十年努力于2008年完成了吴哥古迹周萨神庙保护项目,维修后的周萨神庙再现了昔日的风采。

柴晓明介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国际合作始终遵循最小干预、不改变文物原状、真实性、完整性原则,坚持尊重当地的传统做法和工艺,最大限度的保留历史信息。在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中,积极与外方技术人员进行交流,聘用当地工人进行项目实施,促进了当地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发展,并且还与当地专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等开展技术研讨,分享文物保护技术理念、方法和经验。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文物保护理念、技术和方法以及实践获得地方政府和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肯定。

过去的二十余年,从柬埔寨周萨神庙的小试牛刀,茶胶寺的庞大壮丽,到柏威夏寺保护修复中国主席国的地位提升,从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的古迹保护,再到尼泊尔九层神庙王宫建筑的修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国际合作领域经历了从小到大、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发展历程。

柴晓明表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继续做好文物保护与考古国际合作项目,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贡献一份力量。

波兰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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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国家文化遗产局芭芭拉·弗玛尼克

波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早成立时的创始国之一。波兰于1976年批准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在1978年,第一批12处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其中有两处来自波兰:克拉科夫历史中心和维里奇卡盐矿。

芭芭拉·弗玛尼克介绍,波兰拥有15处被公认为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遗产,以及数千处在国家古迹名录中受保护的历史遗迹。“它们代表了波兰文化和历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芭芭拉·弗玛尼克分享了波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方式。历史古迹的保护、保养、维护和安全保卫是古迹的拥有者或持有人的责任,尤其适用于:开展关于该历史古迹的科学研究和记录工作;确保对古迹进行专业保护、修复和重建;为历史古迹及其周边地区的保护和维护提供最好的条件;确保对历史古迹的利用必须能够永久保护其价值;创造条件宣传和推广历史古迹的知识及其历史和文化重要性。

芭芭拉·弗玛尼克表示,波兰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历史遗迹保护体系。《历史古迹保护和维护法》是波兰的主要法律文件,其中明确规定了古迹的保护目标、保护范围和保护形式。几十年来,波兰已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抢救、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传统。波兰考古和古迹保护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其知识、经验和奉献精神闻名于世,他们不仅一直致力于保护波兰文化遗产,而且也保护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波兰世界遗产中心的建立以及2017年在克拉科夫组织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大会是多年来波兰专业遗产保护工作的顶峰。

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基于社区价值的鼓浪屿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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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高级工程师魏青

1972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遗产公约》,提出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文化和自然遗产。

魏青以世界遗产地鼓浪屿为例,分享了鼓浪屿作为社区价值的实践过程。魏青认为,遗产地所在社区是遗产保护和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单元,世界遗产的保护对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同样是综合和总体的。社区参与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是社区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参与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提高社区的教育水平,展现社区的文化特征,促进文化多样性与遗产地的融合,促进文化发展和创新,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是世界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经历了近50年的发展,从对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发展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发展反映了世界遗产公约所具有的广泛和巨大的影响力,反映了它所展现并促进其发展的价值观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世界遗产对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整体性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提供就业机会,产生经济利益的方面,更体现在促进文化交流与对话,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促进文化自觉和文化身份的认知,提高社区凝聚力,促进能力建设,提供教育、培训等多个方面。

基于城市和考古背景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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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国家文化遗产局里加地区司司长亚尼斯·阿萨瑞斯

里加历史中心位于拉脱维亚的首都,于1997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一项独特的杰作,该遗产地由中世纪及之后时期的城市结构所组成,集中了众多高品质的新艺术运动建筑和19世纪木构建筑。

亚尼斯·阿萨瑞斯介绍,为减少开发项目对里加历史中心的遗产价值造成损失,2003年通过了《里加历史中心保护法》。该法律对里加历史中心及其缓冲区进行了界定,明确了要求加以保护的真实文化和历史价值要素,包括其考古文化层。2004年通过的《部长内阁规定》制定了针对里加历史中心及其缓冲区更为具体的保护条款和开发项目的实施程序。规定指出,文化层和考古证据均为受保护的价值要素。考虑到遗产区和缓冲区规模较大,其古迹遗址分布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文化和历史环境价值方面存在差异,因此这一遗产地被划分为11个区域,由不同的保护部门进行管理。在其中5个区域,当建设项目需要对文化层或考古证据进行暴露时,将对其开展考古研究。

“遗产地最古老的部分,即里加老城,面积相对较小,是被认定为国家级重要古迹的考古遗址群。对这一区域的保护措施最为严格。”亚尼斯·阿萨瑞斯说,对建筑结构已经在20世纪消失的区域,仅需要进行考古监督就足够了,而对需要进行考古发掘的其他区域,如存在文字资料或初步研究成果,则其可作为考古证据。

澳门历史城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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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文化局文化遗产厅高级技术员关俊雄

“澳门历史城区”于2005年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我国第31处世界遗产。

关俊雄介绍,“澳门历史城区” 由22座被评定为不动产,即澳门本地的法定文物保护单位,及8个广场空间、连接各广场空间及历史建筑的街道组合而成,其保存了澳门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精髓,是我国境内现存年代最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以西式建筑为主、中西式建筑互相辉映的历史城区,是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国和远东地区传播历史重要的见证,更是400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互补、多元共存的结晶。

关俊雄说,作为澳门重要的遗产和资源,“澳门历史城区”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具有突出的地位,它是澳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为使这一宝贵的财富在未来后世得以永续传承,目前,澳门特区政府正继续完善和推进《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的行政法规草案编制及相关的立法工作,期望编制的《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能为“澳门历史城区”带来更全面的保护。发言中,关俊雄分享了《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的编制依据,并分析了《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咨询文本相关内容。

  文化遗产交流合作

  ——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动车组

  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 刘玉珠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多姿的文明,积淀了丰富的遗产,为人类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文化财富、精神滋养、智慧借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化遗产是国家文明的金色名片,可以跨越时空、穿越国度,与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的社会制度对话,可以成为世界认知中国、读懂中国、交往中国的重要窗口,在增信释疑、扩大共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桥梁作用。举办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是落实《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的实质举措,是促进中国-中东欧人文交流的对话平台。在我们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一定能够取得满意成果,一定能够开辟中国-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的新途径。中方愿意积极参与并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历史交往密切、传统友谊深厚,各领域合作长足发展。2012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制的诞生,为中国-中东欧国家文物交流合作注入了新动力:一是文物展览成为双方人文交流最受欢迎、最具特色的“重头戏”,中国赴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五年累计举办10 个中国文物藏品展览,推出赴中东欧国家“华夏文明洲际行”活动“, 华夏瑰宝展”系列基本覆盖东欧地区;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赴中国举办6 个文物藏品展览,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二是人员交往逐步紧密,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工作互访、学术交流逐步由小到大、由浅入深、日益丰富。三是制度安排实现突破,中国与塞尔维亚会后即将签署关于促进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与罗马尼亚已就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协定达成一致。

  人文交流是深化国家关系的“基础设施”,是推进民间友好的“民心工程”。文化遗产交流合作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动车组”。这里,我就进一步深化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领域全面合作谈几点建议。

  一是做好战略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伐,中东欧16 国占沿线国家总数的四分之一。上个星期,“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在北京成功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完全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大框架下,围绕世界文化遗产、联合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重点,为双方未来文化遗产合作确定大方向和路线图,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举措,为双方政府部门和保护机构合作带来更多利好。

  二是搭建对话平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描绘了“16+1”未来合作发展蓝图,部署了文化遗产交流合作方向。希望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以“16+1”合作机制为基础,旨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对话平台和发展平台;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各方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逐步纳入中国-中东欧国家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创建文化遗产国际协调联络机制,搭建多层次机制性交流平台,打造中国-中东欧国家人文合作新亮点,把文化遗产论坛办成跨国家跨区域对话协商和友好合作的创新典范。中方欢迎并邀请中东欧国家积极参与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国际论坛(甘肃敦煌),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落实更多合作项目。

  三是拓展合作领域。中方愿意以此次论坛召开为新起点,与16 国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和保护机构在多领域、多层次开展更深入、更广泛的交流合作,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务实项目;利用“16+1”各国领导人重要对外活动契机,抓住重大节庆、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节展赛事的时间节点和国家文化年、文化节系列活动,依托项目推动,举办有影响、有分量的文物领域人文交流活动;支持更多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博机构在文物保护工程、馆藏文物修复项目、文物科学技术、文物保护新方式、传统工艺传承、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博物馆管理、展陈设计、人员培训、打击文物走私等方面强化协同合作,开展学术交流,用文化遗产促进思想交流、文明对话、民心相通,赋予古老的丝绸之路以崭新的人文内涵。中国已与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合实施文物保护援助工程和合作考古、文物展览、科技保护、人才培养项目,引进一批高水平外国文物展览赴中国展出,举办“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主题研讨会、高级别论坛和丝绸之路系列主题文物展,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旅游产品和遗产保护品牌。希望和欢迎中东欧国家积极参与、相向而行、稳步拓展、共同受益。

  四是加强国际合作。中国已与20 个国家签署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双边协定,与34 个国家签署文化遗产领域政府部门间合作谅解备忘录。希望推动中国与更多中东欧国家签署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双边协定和文化遗产领域政府部门间合作谅解备忘录,构建稳定多维的政府间文物合作网络。中国愿意与中东欧国家加强在文化遗产国际组织的沟通协商和互动合作,深度参与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制定与完善,积极支持武装冲突地区濒危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行动,共同防范和打击非法劫掠、盗窃、盗掘及走私文物行为。

  从布达佩斯到华沙,从布加勒斯特到贝尔格莱德,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正在进入快速发展的成熟轨道,迸发出勃勃生机,展示出广阔前景。衷心希望我们各方抓住机遇、搭乘“便车”,努力推动文化遗产交流合作深入开展、渐次开花,努力将共识转化为行动,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注入新能量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柴晓明

  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是中国-中东欧文化遗产领域的一大盛事。经过短短2 天的研讨,各国同行围绕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领域的世界遗产地管理和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实践等各抒己见,交换了彼此的经验。中东欧各国与中国的文化遗产既具有许多共同性,也有许多不同,具体的保护技术、方法或许有所差异,但在保护理念方面是一致的,在工作方法和保护思路方面也存在大量相同或一致的地方,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在文化遗产的各个领域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论坛举办期间,刘玉珠局长与武科萨夫列维奇部长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与塞尔维亚文化与媒体部关于促进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涵盖人员交流、世界遗产申报与管理、博物馆运营、打击文物走私经验交流等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是中国与塞尔维亚首个政府层面的文化遗产合作文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也是我们双方未来在文化遗产领域务实合作的坚实基础。

  人文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遗产合作正是人文交流与合作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以文化遗产为纽带,在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框架下,以这次论坛为开端,与中东欧各个国家文化遗产领域的政府管理部门、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共同努力,在各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修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业人员培训、交流等方面强化协同合作;通过论坛、学术研讨会以及合作研究等深化学术交流;通过合作实施文物保护项目,加强在保护修复技术、保护修复材料研发等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提高我们的保护修复水平;通过人员的交流,相互培训,加强相互间的了解,提升我们的保护技术和研究水平,提升专业人员的综合素质。通过多种多样的合作与交流,携手为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监测实践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燕海鸣

  截至2016 年,中国拥有35 处世界文化遗产,以及4 处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在一个疆域广阔的国家,管理39 处世界遗产是一件颇具挑战性的工作,尤其是这个国家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为了有效保护与管理这些遗产地,中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体系。

  在过去的近40 年中,中国实现了举世无双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转型。在发展的同时,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面临新的挑战,比如遗产遭到破坏、拆除或是其周边的违法建设等,均对遗产地的保护造成影响。建立一个有效的监测体系,将有助于更好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也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另外,考虑到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及地位,其监测工作也能为国内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起到探索和示范作用。

  2012 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规划(2013-2020) 》编制完成, 规划明确了监测、预警一体化的工作思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以运行机制和管理程序为主要内容的制度规范系统建设,以专业研究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源系统建设,以规范有效的信息记录、分析、传输、响应过程为主要内容的工程技术系统建设。在制度规范化建设方面,中国每年举办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年会,发布《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监测年度报告》,并出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编制《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数据总表》。在人力资源系统建设方面,国家文物局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设立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负责建设和维护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开展反应性监测和遗产地监测报告评估,为各遗产地监测工作提供技术指导、专业咨询和培训。2014 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培训班对来自全国2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40 多家遗产地和研究机构的200 余人进行专业培训。此外,还与ICCROM 合作举办了世界遗产监测管理国际培训班,除了中国学员外,培养了许多国际学员。

  在工程技术系统建设方面,建设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基础数据库、监测指标体系以及监测预警系统平台。目前,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系统平台已经实现国家平台与遗产地平台两级平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包括国家监测预警体系和遗产地监测预警体系,致力于从国家、省、遗产地三个管理层次建立有利于从技术上和管理上维护世界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全面提升各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水平的综合系统。遗产地监测预警体系, 确定了12 处试点单位,并给予专项业务经费支持。12处遗产地率先开展了一系列监测实践和相关研究、探索,内容涉及文物本体、环境气候、安全防范、自然灾害、游客管理、建设项目、景观监控、社区活动、遗产保障体系等。迄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国家层面策划和推动遗产监测工作,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世界遗产监测方面有国家层面的推动和强有力的执行力。下一步,我们要与国土资源、水资源、环境、风景名胜区等其他资源保护领域的监测或监管系统整合资源、信息互通,以实现让遗产地可持续发展,让后代能够继续享有这份珍贵的资源的终极目标。中国南海Ⅰ号考古与保护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杨睿

  “南海Ⅰ号”是中国发现的第一艘沉船,也是一处价值极重要的水下文化遗产。今年是“南海Ⅰ号”发现30 周年,30 年来“南海Ⅰ号”沉船为研究古代海外贸易及古代造船史提供了关键材料,解决了一系列学术问题,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7 年10 月,一支旨在勘测、打捞荷兰东印度公司“莱茵堡号”沉船的中英联合工作队在广东台山上下川岛海域意外发现了“南海Ⅰ号”沉船遗址。相关专家根据本次打捞出水的瓷器特征及铜钱上的年号判定,“南海Ⅰ号”属于南宋时期的沉船。1989 年,国家文物局首个水下考古项目立项,目标即为“南海Ⅰ号”。1989 年11 月,中日联合水下考古队开展了首次“南海Ⅰ号”调查工作,因海况不佳,调查仅持续了极短的时间。2001 年,经过多年的准备,“南海Ⅰ号”水下考古工作重启,此后又对沉船进行了5 次水下考古调查、发掘。在恶劣海况下,水下考古学家通过系列调查取得了重要成果,除取得沉船精确坐标与大量文物外,还绘制了沉船的平面、剖面图。“南海Ⅰ号”沉没海域台风多发、海底能见度极低,是一个不可控的、甚至非常危险的环境,不适合在原地进行水下发掘。因此,有专家提出了整体打捞沉船的方案,并在经历多次讨论后最终被国家文物局所采用。2007 年12 月22 日,“南海Ⅰ号”沉船被整体打捞出水,4 天后放进了为“南海Ⅰ号”量身打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并在其存放的“水晶宫”内注入同质、同温的海水,为沉船创造与之前相同的存放条件。“南海Ⅰ号”沉船的成功整体打捞为沉船今后的整体发掘、整体保护、整体展示等创造了可控的环境和极佳的工作条件,也为世界范围内的沉船保护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理念。

  经过多次论证,结合2009、2011 年两次试掘的经验,“南海Ⅰ号”的发掘方式最终确定为按照陆上考古的方式进行。2013 年11 月28 日,“南海Ⅰ号”全面发掘正式开始,至今还在发掘中。开始以探方为单位进行发掘,随着沉船的轮廓、舱室基本揭露,2015 年开始以舱室为发掘单位进行。

  发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截至2016 年1 月5 日,总共出土文物14000余件/套,其中瓷器13000余件/套、金器180 件/套、铜器170 件/套,此外还出土铜钱约17000枚以及大量动植物标本、船木等。

  从已发掘暴露的船体结构和船型判断,“南海Ⅰ号”沉船是长宽比较小,安全系数高,耐波性好、装货量大的“福船”类型,船体保存较好,存有一定的立体结构,这在以往的中国沉船考古中较为鲜见。

  保护工作是与发掘同步进行的。“南海Ⅰ号”文物保护工作的对象包括船体及出水文物。船体的保护包括船体的监测和喷淋,以使沉船处于稳定状态。出水文物的保护主要是根据文物的不同材质,用脱盐、脱硫的办法使其稳定。虽然文物保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海洋出水文物的保护一直以来就是国际难题,尤其是木质船体的保护,可以说是“南海Ⅰ号”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最迫切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目前,“南海Ⅰ号”船体存在船木腐蚀降解严重、木材强度降低、船体脆弱、存在大量难溶盐等主要问题。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连接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国家,最远可至东非国家,带动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国家在文化、经济、社会方面的互动与碰撞,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代,在宋代时期达到鼎盛,“南海Ⅰ号”正处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最为兴盛的时期。“南海Ⅰ号”承载的如此丰富的遗物,是了解当时海上贸易的重要实证材料,显示了当时中国与国外贸易的主要内容,证实并补充了历史的相关记载。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

  敦煌研究院 苏伯民

  莫高窟有735 个石窟,洞窟内保存了45000 平方米壁画和2000 多身彩塑,壁画和彩塑生动地展现了中外艺术形象和广阔的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生活场景,反映了一千多年艺术的流传及演变。1900 年,藏经洞出土了五万多件文物震惊世界,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敦煌学也随之诞生。1961年3 月,莫高窟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11 月,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莫高窟从366 年首次开凿至今,历经千余年,饱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破坏。1944 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莫高窟窟檐糟朽,雨水渗入崖体裂隙,造成岩体和部分石窟前室坍塌,致使壁画产生脱落、空鼓、酥碱和起甲等多种病害。部分洞窟由于无窟门遮挡,底层洞窟被积沙掩埋,遗址面临多种风险。

  30 多年来,敦煌研究院针对大气环境变化、洞窟微环境变化,以及典型病害开展了长期的监测研究工作,为莫高窟的保护和遗址的科学管理积累了大量科学数据。保护石窟遗址就是保护好遗址各方面的价值,遗产价值不仅体现于莫高窟精美的壁画和彩塑,遗址周边的环境也是莫高窟价值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除自然因素外,遗产所面临的利用方面的压力以及来自社会多方面的干预,都会引起遗产所处环境的改变,进而改变遗产总体的自然历史风貌。此外旅游活动和开放也会对精美的彩塑和壁画产生各种影响,造成壁画和彩塑的破坏。为此,敦煌研究院一直在探索遗址保护的科学方法,通过法规和科学技术延缓遗址劣化的速度。2003 年,甘肃省颁布实施《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为莫高窟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法律保障。1998~2004 年,制订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 2025) 》, 以《规划》为指导和依据,开展莫高窟的保护、利用、研究和管理各项工作。

  随着莫高窟游客人数的逐年增加,游客参观活动对洞窟壁画保存的影响成为新的风险因素。从2001 年起,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的研究”,此项研究将洞窟空间容量、有无病害、可观赏性、环境因素、游客数量、游客流量、停留时间等作为限制条件,确定了莫高窟日游客最大承载量不能超过3000人次,为洞窟合理旅游开放提供了科学依据。

  敦煌研究院通过与国内外文物保护机构长期合作,开展莫高窟风沙治理、洞窟壁画病害机理、壁画制作材料分析和岩体稳定性评估等研究,基本掌握了莫高窟各种风险因素的劣化机理和规律。依据研究成果,进行针对性的遗产保护技术和材料研发,形成了崖体加固和裂隙灌浆,风沙综合治理,壁画空鼓和酥碱脱盐修复等技术的保护技术体系。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通过保护项目实施,抢救了大批病害严重的壁画和彩塑,使许多洞窟的病害得到科学修复,稳定了壁画保护的状况。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了以物联网为基础的莫高窟风险监测预控体系。从2005 年起,敦煌研究院开始了预防性保护科学研究,提出了“变化可监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保护可提前”的预防性保护目标。在国家文物局和科技部的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预防性保护研究和示范建设项目。2012 年,启动了国家支撑计划项目“世界文化遗产地风险预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为建设“莫高窟风险预警监测体系”提供了技术准备和理论基础。建设完成的莫高窟预警监测体系采用现代传感器和网络技术,融合莫高窟遗址保护和管理需要,在全部60 余个开放洞窟安装了可实时传输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传感器,实时监测开放洞窟的微环境变化情况。根据“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结果,规定了洞窟微环境湿度上限为62%,二氧化碳上限为1500ppm,如果微环境指标超过规定标准,系统可自动报警,接待部门可及时调整参观路线和洞窟。系统还可对莫高窟外部环境、洞窟微环境变化数据及相关性实时自动分析,总结洞窟微环境变化规律。实现了遗产气象监测、微环境监测、本体监测、载体监测、游客承载量监测和安防监控系统的信息集成和信息共享,促进了各相关部门间的协同工作关系,还可确定遗产保护、管理、利用中所遇事件的轻重缓急关系,并依据事件的重要性程度,提出相应的报送、预警方式和响应措施,实现了莫高窟的保护和管理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的转变。中国岩土文物保护技术创新与实践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邵明申

  中国的石质文物以砂岩、灰岩为主,凝灰岩相对较少,仅分布在北部和东部的少数地区,主要有承德避暑山庄、义县万佛堂、柯岩造像、衢州古城墙等。这些凝灰岩文物大多处于自然保存或日常维护状态,没有进行系统、全面的保护。2012年,承德正式实施大规模的石质文物保护工程,并且取得了良好的修复效果,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

  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石质文物主要包括:石像、石碑、幢杆石、石桥栏杆及建筑台基等六大类,主要材质为凝灰岩、砂岩和青白石,凝灰岩为主要的建筑材料。这些石质文物精美华丽,数量庞大,以石刻的形式记录了清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为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大量实物。

  承德石质文物保护工程共分9 个子项,2012 年正式启动,截至2016 年,已顺利完成2 项,正在实施5 项,计划施工2 项。

  在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凝灰岩文物的病害形式多样、破坏严重,主要病害有缺失、表层片状剥落、粉末状剥落、裂隙、生物破坏、表层污染等。裂隙是最为严重的病害形式。其中一种呈层状分布的“板条状开裂”,是承德凝灰岩病害最具特色,也是威胁文物完整性和稳定性的最大因素。通过对凝灰岩进行矿物成分、孔隙结构、力学特性分析以及冻融试验,明确了病害产生的机理。

  在修复材料研究阶段,通过对比、筛选,优先选用中国传统水硬性石灰作为研究材料。中国在6000 多年前已开始使用水硬性石灰,其中在西北地区使用较多的为料礓石,中国学者称为“仰韶水泥”,在五千年前的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房屋地面建筑中就曾被使用,经过研究发现其强度与现代的10MPa 水泥砂浆相当,其耐候性非常好。

  西藏地区一直使用阿嘎土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修筑房顶和地面,蛎灰则在东南沿海得到广泛应用,300 多年前的衢州古城墙就发现了蛎灰的成分。中国传统水硬性石灰具有历史悠久、材料获取方便、用法简单、成本低廉、透水透气性良好、兼容性良好、改良潜力大等优点。但存在硬化慢、初始强度低、部分材料易劣化等缺点。

  为了满足当代文物保护的实际需求,需要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其研究、改性,提升材料性能。以料礓石和阿嘎土为主要原料,进行焙烧和改性,并通过室内环境模拟和现场小范围的应用,确定了不同材料、不同配比、不同环境下水硬性石灰的基本物理力学性质和使用方法。

  以中国传统水硬性石灰为核心材料,制定了表面清洗、表面脱盐、裂隙灌浆、块体粘接、基础加固、表面加固、场地排水等工艺流程。五年来的研究和实践证实,承德石质文物的保护是成功的,研究、设计、施工一体化的模式是积极有效的。中国传统水硬性石灰以其优异的兼容性在岩土文物的保护应用中具有良好效果和突出优势,也是目前修复材料研究的重要方向。

  目前,我们正致力于三个方面的工作:预防性保护、修复效果评估和长期监测。我们希望通过承德项目开发出更加有效的材料、技术和工作模式,为国内类似的石质文物保护提供参考和支持。2011 年以来,承德石质文物保护项目受到了世界各国同行的关注和支持,未来我们希望能与更多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石质文物保护技术的发展。

  中国大遗址的保护与管理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余建立

  2011年至2014 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并完成的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保护行动跟踪研究”,在此对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

  大遗址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构成复杂的特征,最关键的是保护难度极大。中国的遗址绝大部分是土遗址,与土地关系密切,土遗址难以保存又比较容易被破坏,其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中,列出了100 处大遗址的名单,《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增加至150 处。这个名单还在持续扩充中。大遗址的分布格局,由“六片、四线、一圈”组成。大遗址保护是现阶段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最为复杂、最为棘手和最为典型的问题。除了自然破坏因素以外,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对大遗址保护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严峻的形势催生了大遗址保护政策的出台。这个政策实际上从上世纪50 年代就开始讨论和酝酿。2005 年,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设立了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接着又出台了大遗址保护“十一五”和“十二五”专项规划。

  近年来大遗址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数据显示,从2005 年到2012 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大遗址专项经费50.13 亿元,支持了103 个大遗址的1151 个项目,六大片区和四条文化线路得到了重点支持,每一个都投入了数千万至数亿元的经费;地方政府的投入几十甚至百倍于中央政府,如大明宫遗址共投入120 亿元,其中只有1.799 亿元来自大遗址专项经费;这1151 个项目,包括154 个考古勘探和发掘项目、222 个保护工程、134 个展示项目和61 个安保和监测项目等;编制了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90 处大遗址的保护规划通过国家文物局批复,其余大遗址的规划正在编制中;2010 年和2013 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两批共24 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54 家立项名单;新建了31 家遗址博物馆;90%以上的大遗址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为27 处大遗址制定了26 部法规,26 处大遗址纳入了遥感动态监测,为大运河、长城等大遗址建设了网上监测和早期预警管理平台;有5 处大遗址在此期间申遗成功。

  通过上述行动,极大改善了遗址的保护状况和环境,同时也促进了遗址所在区域民生改善和城市形象的提升。以大明宫遗址为例,2007 年,大部分遗址还被工厂和民居占压,十几万人生活在遗址上,严重影响遗址的保护工作。借助大遗址保护行动,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中央和地方政府共投入120 亿元用于遗址保护和区域改造,征收了遗址区3.2 平方公里土地,搬迁了10 万人,实施了数十个保护展示工程,于2010 年建成了考古遗址公园并对外开放。在此之前,由于对各项建设活动的严格管控,遗址区内居民的生活状况很差,收入低,人均居住面积小,也缺乏基本的公共设施。保护改造实施后,居民搬迁至统一规划建设的小区,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公共设施也配套齐全,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高。遗址公园除了提供一个新的教育和休憩场所外,还为部分搬迁居民提供了工作,如公园的绿化、保洁和安保工作等。在大明宫遗址公园,还能见到常见的遗址展示和阐释的方式,如为了确保遗址安全,建设了各种各样的保护设施,有简易的、现代的、古代风格等多种类型;在阐释方式上,有博物馆展示出土文物、露天展示、复原展示、标识展示、小型模型展示、说明牌和导览等等。大遗址保护行动也能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的直接受益方有建筑业、文化产业、旅游业,还带来了土地和房地产的升值、就业机会的增加等等,像良渚遗址保护所带来的潜在收益每年可能有3.68 亿元左右。

  当然,在大遗址保护行动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由于经费和人员等各种因素限制,部分大遗址没有得到中央财政支持,按兵不动;因遗址保护而搬迁的居民的社会关系断裂和心理影响以及遗址“空心化”现象有待研究;投入巨资建设遗址公园和博物馆,但大部分运营处于亏损状态等等。这些问题有待引起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中东欧国家专家发言摘要

  Vladimir D?ami? (塞尔维亚文化古迹保护共和国研究所) 的发言题目为《塞尔维亚世界遗产管理中所面临的挑战》。介绍了塞尔维亚世界文化遗产及备选遗产点的背景知识,重点介绍了遗产点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分析了诸如缓冲器、城镇人口快速增长、战争、火灾等问题对遗产点造成的不良影响。

  Arta Dollani、Kozeta Angjeliu(阿尔巴尼亚文化部) 的发言题目为《阿尔巴尼亚的世界遗产管理》。分析了Butrint 和Berat&Gjirokastra两处世界遗产地的历史价值、面临的主要风险、为应对问题而设立的保护法规、采取的监控措施及发展规划,并介绍了该国保护资金运作管理机制。

  Vesna Pascuttini-Juraga (克罗地亚共和国文化部) 的发言题目为《制作LEPOGLAVA蕾丝艺术品及其对当地社区的重要性》。介绍了该国文化部的主要工作职责。列举克罗地亚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着重介绍非遗名录中Lepoglava 及周边地区制作蕾丝艺术品的发展历史,克罗地亚对其发展做出的政策及资金支持。重点讲解了蕾丝制作工艺在当地社区居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传承意义。

  Anna Ma?átová(捷克共和国文化部)的发言题目为《捷克共和国世界遗产地及遗产保护的体系建设》。介绍了该国文化部的作用、职能和机构设置,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状况。介绍了该国城市和乡村遗产保护和文化景观保护。逐一介绍了捷克12处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基本概况。

  Renata Vai?ekonyt? Kepe?inskie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陶宛国家委员会秘书处)的发言题目为《当地社区在保护库尔斯沙嘴遗址突出普遍价值中的作用》。介绍了库尔斯沙嘴遗址的情况和价值,人类活动与遗址保护存在的关系和影响。着重介绍了当地社区对遗址保护的参与情况,为遗址保护订立的管理方案,尤其强调了当地社区对遗址拥有参与、进入和贡献的三项权利。

  Dobrila Vlahovi? (黑山共和国文化部)的发言题目为《黑山文化历史单元的当代保护方法》。介绍了该国世界文化遗产地概况、相关法律及规划方案,以及保护研究工作。重点介绍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管理方案框架,所涉及的管理对象,方案修订情况。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管理方案在Kotor遗产点的实践应用。

  D?brówka Lipska (波兰国家遗产局)的发言题目为《波兰的世界遗产管理》。介绍了波兰境内的14处遗产点、4座历史古城、3座木结构文化遗产、2处文化景观、3个独立的建筑综合体概况。介绍了波兰的文化遗产管理体系、国际合作交流以及跨国遗产点的合作管理。

  Aleksandra Renˇcelj ?kedelj (斯洛文尼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的发言题目为《斯洛文尼亚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介绍了该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历程、立法情况。以3 处世界文化遗产地为例,重点介绍了该国对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规划保护经验。

  Aleksander Kova?evi? (塞尔维亚中央保护研究院) 的发言题目为《中央保护研究院的石质文物保护—— 激光清洗的经验》。介绍了激光清洗技术原理、适用对象、清洗目标,以及在塞尔维亚多家博物馆、遗址进行实践应用的操作案例。

  Milijana Okilj (塞族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文化历史及自然遗产保护研究院)的发言题目为《位于维谢格拉德的Mehmed Pa?a Sokolovi? 大桥的保护实践》。介绍了大桥的位置、历史文化意义、材料特征,立法保护历程、管理规划方案。介绍了大桥的保护目标、保护现状、研究结果、干预措施、大桥保护的方法框架,以及保护效果评价方法、保护规划变更后的整体效果评价、监控手段等。

  Slavica Vujovi?(塞尔维亚彼得罗瓦拉丁省文化古迹保护研究所)的发言题目为《新材料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发展和应用》。介绍了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引用新材料的原则,以及由英国、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文化遗产机构和企业所组成的联盟,2012 年至今在文保新材料研发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启动的研发项目。

  Nemanja Smi?iklas (塞尔维亚文化古迹保护共和国研究所)的发言题目为《塞尔维亚修复古罗马时期马赛克文物的实践》。介绍了古罗马时期马赛克文物在塞尔维亚遗址的分布,及其在博物馆和考古遗址的保存情况。介绍了塞尔维亚对马赛克文物的修复历史和保护实践案例。

  Milica Stojanovi? (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 的发言题目为《纳米材料在塞尔维亚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介绍了纳米材料的定义,以及纳米硅材料在塞尔维亚议会大厦前的黑骏马青铜塑像上的涂层应用。介绍了青铜雕像的病害分析情况、清洁处理工艺、对青铜锈的处理原则,展示了应用纳米材料前后的文物外观状态。

  实地调研点介绍

  马纳西亚修道院 修建于1406 至1418 年间,目前仍在使用,以防御工事和15 世纪东正教壁画而闻名,2010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修道院从上世纪50 年代开始启动保护修复,从最初的原状保护到现在的大规模抢救性修复和加固,使用了一些现代材料如水泥,并且开始做一些复原,兴建一些游客设施,同时也做一些考古发掘。

  菲利克斯·罗慕利亚纳宫殿遗址 2007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塞尔维亚唯一一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考古遗址。该宫殿遗址是罗马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出土了公元3至4 世纪时期的约3000 件文物。该遗址从1950年代开始考古发掘,遗址除露天展示外,还有小型博物馆,利用原有建筑展示一些出土文物,另外还有一个虚拟展示体验的小厅。遗址面临的最大保护问题是石质材料的风化和雨水侵蚀。

  拉耶克皮姆尼斯葡萄酒酒窖 该酒窖群与山下的村落一起作为混合遗产于2010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是塞尔维亚葡萄酒百年酿酒传统的见证,有记载的酿酒历史可追溯到19 世纪中叶,最早由科索沃人修建。目前酿酒和酒窖建筑仍有几十座,仅有5-10 家还在酿酒,一些房屋已坍塌。部分酒窖被村外的人收购后改作民宿,游客稀少。

  菲特斯拉姆要塞 建造在古罗马宙斯要塞的基础之上,公元一世纪开始修建,现有整体结构布局于1524 年形成,历史上几易其主,最终在1867 年归塞尔维亚政府所有。目前,要塞作为郊野公园免费向公众展示。塞方已提出联合十个相关国家将古罗马边界边防设施联合申遗的计划。

  莱本斯基维尔考古遗址 中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可追溯到公元前9000 年。20 世纪60 年代,考古学家在遗址中农发现了大量文物及建筑遗迹。2010 年博物馆建设完成。现在展示的为回填之后的复原效果,真正遗址保存在地下30 米。

  哥鲁拜克要塞 中世纪设防城堡,考古发现,堡垒上有一万多处弓箭射击的痕迹,以及中世纪骑兵的盔甲。20世纪50年代以来,修建公路穿过堡垒,附近新建了采石场和其他建筑,使其面临严重的保护问题。目前,正在实施公路改线、建立保护单位等工作,预计2018年5月开放。

  斯梅代雷沃要塞 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始建于14 世纪中期,至今基本保留原貌。目前,堡垒墙体存在开裂、坍塌、失稳等问题,急需抢救保护。

    (来源: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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