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妥善保护世界遗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1987年12月,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久的中国首批提交申请的长城、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泰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6处名胜古迹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迄今已经30周年。30年来,不仅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世界遗产热,世界遗产运动也在世界各地持续发展,越来越深入人心,产生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影响。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世界遗产首批项目被批准至今也走过了40年。1972年11月16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届大会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规定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定义。此后于1978年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首批列入了12个文化和自然遗产。

世界遗产热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现象。20世纪是个不平凡的世纪,前半段是热战,两次世界大战几乎卷入了当时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数千万生命成为炮灰;后半段是冷战,世界被两种意识形态的铁幕分割并尖锐对立,数万枚核弹相互瞄准,双方都时时威胁准备按下具有终极毁灭意义的按钮。20世纪的人类也进行了全球化时代最具创造性的制度探索,包括在二战之后创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试图从体制安排上消除战争对人类的威胁,创建教科文组织,试图促进和平文化建设,实现人类在智力上和道义上的提高与团结,从思想观念上制止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在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铁幕下,文化与自然遗产因其珍稀和直观性以及千百年来凝结的不言而喻的普世意义而成为对话的良好突破口和对立中的一抹亮色。从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遗产》的海牙公约首次明确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和价值观,到1960年苏联帮助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坝时美英法等发动对淹没区文物古迹的国际性合作抢救,到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出台,“共同的遗产,共同的责任”成为全球性共识。进入新世纪之后,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2005年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相辅相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制定的这一系列与文化和人类遗产有关的国际性重要文件,构成了遗产保护与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其中1972年公约是迄今为止缔约成员国最多的一个国际公约,公约所设立的《世界遗产名录》更是成为教科文组织最具号召力的旗舰项目。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中国的世界遗产从无到有、从少变多,中国完成了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根本性的跨越。

上述公约虽然多冠有保护之名,其内容却并不完全仅仅是关于保护。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为例,列入名录的遗产千百年来原本就一直在那里,因为有了公约,它们才被重新认知、评估,其真实性、完整性被在信息传递与价值传承角度重新定义,其突出而普世的价值被系统归纳为六个不同的方面,而20世纪一些人类的天才创作也引起关注并被纳入,围绕遗产申报和保护、监测、传播、利用在内的各项工作都不断提出与时俱进的科学标准,以引导世人从历史、科学、工程、美学、社会等各个角度围绕遗产展开对话,寻求共识与合作。世界遗产成为一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重要事业。

积极参与世界遗产多方面事务,总数居世界第二

中国虽然加入公约较晚,但是我们快速追赶,后来居上,已有50余处遗产被列入名录,成为总数第二的遗产大国。经过这30年的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从完全不了解世界遗产,到开始熟悉世界遗产的规则,再到在整个世界遗产的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分享中国的遗产和智慧,成为世界遗产事业的重要的推动力量。30年来,由世界遗产引领,我们对文物和遗产的认知、保护、利用、管理各项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30年是中国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跨越发展的30年,全社会普遍认识到文物和遗产是宝贵的财富,是发展的资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正确处理好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世界遗产公约》的目的是对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和自然遗产进行鉴定、保护、保存和展示,并将其完好地传承给子孙后代。世界遗产作为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该组织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国际文化合作项目。

俗话说三十而立,在参与世界遗产运动30周年之际,我们既应该全面盘点收获,也应该深入反思世界遗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在20世纪、在未来的实质是什么?依据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经验和认识,我们还可以对世界遗产运动做出怎样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外交、文化、经济的发展和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在政府、学者和国际组织的多方努力下,中国于1985年正式加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

毫无疑问,每一个被列入名录的项目都独一无二,50余个中国遗产更是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中国群体和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线,它们不仅向世界展示中国,也在与其他世界遗产和其他文化文明的比较与对话中让我们重识遗产,重识自我,重构认同。同时,参与既意味着共享,也拥有世界性意义,至少是文化与自然多样性的意义。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它们作为祖先创造、传诸后人的本体特色、过程特色,也应该寻求它们对于当代人、未来人和全球化时代所有人新的意义。

1985年11月22日,中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同年12月12日,中国正式成为缔约国。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了为人类妥善保护世界遗产的庄严承诺,由此汇入了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运动的大潮。

为了提升申报、监测、管理、研究等世界遗产相关工作,2012年国家文物局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即现在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中心参与的首个申遗项目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该项目2013年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了总结经验,2017年该中心特别组织了重返哈尼活动,结果却发现尽管成为了世界遗产后让梯田和哈尼更加出名,游客更多,但却有更多的当地年轻人出去打工不愿意回来,而哈尼梯田作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无疑需要他们的回归和参与。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应该以什么样的定位和措施来吸引年轻人重返自己的家园?如何理解作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的哈尼梯田的相关要素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

1987年,中国申报了首批6处文化遗产和双重遗产项目,包括长城、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秦始皇陵与兵马俑、敦煌莫高窟和泰山。它们全部成功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国世界遗产申报工作颇为成功的开端。

这一问题也应引发我们重新审视到底谁是遗产的主人这一常被挂在嘴边的深刻问题。如上所说,遗产是先人创造并传诸后人的,但是在具体的遗产地则有着不同的实际问题,也开始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参与遗产的保护、传承与维系。先人及其后代、原住民、当地人、包括游客在内的外来人、遗产和相关专家、政府部门等等,还有未来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可以称为是遗产的利益攸关方,或者遗产主人。入选世界遗产,也意味着保护的对象、内涵、标准与价值、功能诉求的日益复杂化。世界遗产很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共同的遗产,这种共同性和公共性不仅是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文化与文化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对话的基础,也提出了重构人与遗产关系乃至重建遗产社区这样的基本需求,因此,围绕具体遗产地的这种共同和公共性是圈层式、网络式的,而非单一的或者金字塔式的。历史上,人们曾经为了财产和不同的信仰而头破血流,而每一个人类社群共同体的建构——小到家庭、家族、团体、机构,大到民族、国家,都是漫长的生产、生活历史千锤百炼的结晶。那么,未来的遗产社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又如何运作?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大家庭的新成员。至此,我国从2003年起倡议的“丝绸之路系列跨境申遗项目”终于有了初步结果。“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国在大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今天,全球化历程已不可逆转,好在我们已经拥有包括共同的遗产这样一个串起古今未来的更好的信息交流媒介与沟通方式。世界遗产事业昭告全体人类,我们不仅拥有共同的祖先,基因,共同的遗产,有共同的过去,也有共同的地球家园和未来,人类作为无法分割的命运同共体,也必然有着风雨同舟的共同命运。因此,围绕世界遗产提升认知,开启对话,为了未来,保护过去,打造让历史、现实与未来会面的更具科学审美和理性的对话平台,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创新利用,追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合理化和最大化,是国际社会尤其是遗产专业机构的共同责任。

这3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世界遗产多方面事务,已申报成功53处世界遗产,总数稳居世界第二。特别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连续14年获得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遗产领域实行申报限额制以来,唯一一个文化遗产申报连续成功的国家。

作者:曹兵武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中国世界遗产申报走向成熟,努力展现中国多元文化特色

如果我们以1985年至今每十年为一个阶段,从遗产数量、类型等方面,对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和混合遗产的文化部分)进行初步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的总体趋势。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遗产的理念还没有为大众所熟知。《世界遗产公约》本身源自西方语境,它的基本概念、术语直译出来,有时让人觉得生涩难懂,也不好记。在这些方面, 我们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比如,“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指导方针”这个术语,长而拗口,我们将其改为《操作指南》,使人更好记。“提交世界遗产申请文件”,我们将其改为“申遗”。这两个术语今天已被大众普遍接受。虽然都是一些小事,但在当时条件下,却能够帮助公众对世界遗产理念有一个简明的理解。

这一阶段,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中心也为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援助和技术支持。包括慕田峪长城保护项目、敦煌壁画色彩分析和环境监测、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灾后抢险保护项目、大明宫保护项目、交河故城保护项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师培训等。

从1996年开始的第二个十年是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一个阶段。从国家到地方对世界遗产申报工作重视程度持续提升,对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的程序、标准和要求也逐渐熟悉。随着世界遗产在中国知名度的提升,一大批遗产地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出现游客人数激增的情况。这显著地带动了当地文化旅游的发展,助力遗产地经济社会发展,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对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带来了挑战。

在学术研究领域,文化景观、遗产线路、遗产运河、工业遗产、二十世纪遗产、农业遗产等新类型遗产引发了中国遗产保护领域对相关概念界定、保护管理策略、实践的广泛讨论和研究。

2007年5月,“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东亚会议”最后通过的《北京文件》明确提出:“在修复中充分认识到遗产的特殊性,并保证在保护和修复过程中不改变遗产的历史、有形与无形等特征,这是至关重要的。”在遗产保护领域,过去,原则性的文件比如《威尼斯宪章》《奈良文件》已有很多。相对来说,2007年的《北京文件》涉及了更多具体问题、也更具操作性,更有利于在大发展、大保护的历史关头及时协调认识,统一步骤和做法。《北京文件》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制定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文件,也反映出中国在世界遗产领域由初学者向参与者迈进。

2006年至今的10多年间,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在系统的制度保障下,大胆尝试新类型遗产申报,关注活态遗产的保护管理,关注遗产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带动作用,希望尽可能体现中国多元文化特色。在遗产类型分布上,以文化景观、遗产线路、遗产运河为代表的特殊类型遗产显著增长。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和红河哈尼梯田相继作为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反映人类迁移、贸易交通体系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和大运河也申遗成功。

银河平台娱乐网,丝绸之路作为沟通了欧亚非三大洲和阿拉伯半岛、把古代世界最为重要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巨型遗产线路,构成了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人类最重要的文化、经济、政治交流通道。这一源于古代世界的文化交流系统,对于今天人类的文化、经济交流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发展构想,这使得丝绸之路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遗产保护的范畴,而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量,成为地区文化对话、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丝绸之路沿线的遗产保护已经成为地区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将有力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

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体系

世界遗产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政治和安全问题。通过世界遗产的保护,国际社会也在不断思考、探索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在当代社会的文化交流、消除贫困、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保护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对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积极贡献。

30多年来,中国的世界遗产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等国际组织和有关亚洲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成功举办了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2004年)、第十五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咨询委员会会议(2012年)等多项高规格的国际会议,陆续出台了《西安宣言》《绍兴宣言》《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的北京文件》等多个重要国际文件,特别是全面修改完善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已经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互动互进,吸收国际先进的保护和管理理念,逐渐总结摸索出一整套既符合国际规则、又适应中国国情和传统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的影响力,增强了话语权。

30多年来,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在积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包容并蓄,交流互鉴,做出了文明古国应有的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保护好、管理好、传承好全人类共有的遗产而不懈努力。(作者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亚太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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