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平台娱乐网】科技考古还是考古吗,军事

      2017年9月23 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成立了。复旦大学成立科技考古研究院或将成为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军事考古学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其基本理论来源于考古学的相关理论,并吸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关理论如系统论、中层理论、场域理论、历史想象理论等理论思想。研究方法得益于考古学基本方法的发展成熟,如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等。如何通过解读秦直道这样的古代军事活动遗存,还原古代军事状况?记者近日采访了长期从事军事考古研究的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

有人曾经把新发现和新认识比作是考古学进步的鸟之双翼,也有人把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比作是研究考古学文化的车之两轮,但是它们都离不开理论和方法的烛照。理论与方法可以归结为考古学的放大镜和显微镜,可以让考古学家视野更宽,也看得更清晰,其中,不断进步的科学与技术就是这个放大镜和显微镜的精密部件,包括已经成为考古学家看家本领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也是早期从其他学科借来的理论与方法,是进化论兴起时代的高科技。科技加盟考古,不仅可以让传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能够看到、看清更多内涵,同时也会拓展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边界。从学科建设、体制建设角度,专门设立科技考古研究院,对于促进考古科技和考古学方法理论的进步,给予了我们更高的期望。

军事考古学;秦直道;赵丛苍

但是,一直有所谓的科技与考古两张皮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以二元对立、主位客位的观念看问题,而应以二元一体、主客换位的角度思考问题。科技考古也是考古,科技考古专家也是考古学家,科技既服务于考古,也以古代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和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科技考古也不完全是考古,而可能是科学史、科技史、自然史等。考古借助于科技,也服务于科技,科技与考古要融合,因此,考古与科技都要有平台和平台思维。曾经讲要将田野发掘作为多科学共同合作的平台,今天的研究院也许可以探讨一种更深层更广泛的多学科对话交流与合作的平台。科技与考古的融合要建设一种更综合的平台。

军事考古学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其基本理论来源于考古学的相关理论,并吸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关理论如系统论、中层理论、场域理论、历史想象理论等理论思想。研究方法得益于考古学基本方法的发展成熟,如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等。如何通过解读秦直道这样的古代军事活动遗存,还原古代军事状况?记者近日采访了长期从事军事考古研究的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

考古学应该是开放的学科,探古寻幽不是考古学的专利,而是各学科乃至人类共同的需求。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说,考古学的发展历史是其纯洁性不断丧失的历史,是业余考古学家不断超越职业考古学家的历史,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今天的考古应是自觉开放的学科,不仅向其他学科开放,也要向社会公众开放。考古不仅是考古学家的生存寄托,科技考古学家的实验室,也是公众探寻历史、构建记忆、评判价值、凝聚共识的重要路径。考古学家尤其是田野考古发掘的领队,更像是一个乐队的导演,而非站在考古金字塔尖的那个科学独裁者。以问题为导向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发掘,完全可以由既懂考古同时也是该问题领域的专家甚至是公共考古专家来主导,这里没有主位与客位之分,只是以不同的特长面对古代不同方面的问题和现代社会不同方面的需求。考古本质上是综合性的学科。尽管今天学科的分化和专业的深化使得已经难以再产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考古学家掌握一两门擅长的技术手段和一般的科技进展,科技考古专家了解考古基本知识包括地层学与类型学等,已经是从事考古学发掘与研究的必要条件。当年在班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工作中,我们把整个项目称为“多学科综合发掘与研究”,这里的多学科不完全是面向考古工作的应用,而是要合作解决共同和不同的问题。

通过军事遗迹还原历史

科技考古,不仅是考古的科技,帮助考古学家解决考古问题,也是科技的考古,帮助我们认识科学史和科学精神。近期网络空间的不少年轻人一直在争论考古与盗墓的异同,其中是否具有问题意识和科学精神,是其最重大的区别之一。没有这种问题意识和科学精神、科技手段,不能从解构古代遗存的过程中提取更多信息,保存更多遗产,那么,考古发掘在客观结果上确实和盗墓没有太多区别。

《中国社会科学报》:军事遗迹、遗物作为军事文化系统的部分指示物,如何构建古代军事的部分历史?

从古玩到文物的观念转变,体现的是科学精神的进步。而从文物到遗产的转变,更加重视考古过程中和考古之后的遗产保护,重视考古发现、研究成果以及遗产本身的社会共享,是文化遗产时代考古学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和拓展。科技不仅助力考古学的观察发现、信息提取、研究与成果表达,也提供资料处理手段、文物保护手段,以及成果社会共享手段等。因此,科技考古是考古事业的重要增长点。

赵丛苍:考古学所研究的物质资料是“死的”,它不会自己阐释自己。当我们将考古材料置于文化系统中研究时,它才是鲜活的、比较完整的。军事遗迹、遗物作为军事文化系统的部分指示物,可以构建古代军事的部分历史。比如我们可以根据特定战争遗址和周边地理环境,结合出土的兵器组合、阵地布局来推测古代的战争过程。

曾经看到一个统计数据,称新世纪之交英国共有5000 名左右考古从业人员,其中真正从事田野发掘的不到一半(还主要是在合同考古的公司里边),其余的则多分布在考古科技、资源管理、教育传播以及规划咨询等领域里。我们作为文明古国、遗产大国、考古大国,考古人员远未达到这个数量。我们的考古事业的发展,既需要考古环节和链条的不断拓展,也需要不断提升各个环节的科技与信息含量,增加考古工作的社会输出。

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活动遗存的研究,能否正确解读古代军事活动遗存是其还原古代军事状况的关键,历史想象就是古代军事状况得以正确解释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历史不可能重演的事实基础上,历史遗留的物质文化无疑间接地传达了该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考古学家对物质文化遗存的掌握有着独到的方法,从中获得了大量翔实可靠的信息,而信息是还原古代社会的重要材料,文物并不能直接诉说历史,依靠“想象”,我们能够感知到汉唐雄风、青铜流光,乃至远古的呐喊。

古代遗存存量有限,科学发掘,深入研究、保存共享,才可以使考古学科不断提升,考古事业永续发展。考古正在从考古学家的考古,走向多学科的考古,走向真正的人民的考古事业。

《中国社会科学报》: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有哪些特点?

       来源:《中国文物报》2017年10月20日6版

赵丛苍: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基本的理论支撑仍然是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考古发现的任何军事遗迹、遗物,都必须借助于地层关系来确定其相对年代,如果失去了地层依据或层位关系混乱,就会使出土文物失去应有的科学研究价值。因此,在对军事活动遗迹进行田野考古的过程中,必须较以往遗址发掘更加细致,注意收集各种有用信息。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古代军事遗存的形态演变规律和谱系的认识,获得军事遗存的相对年代信息,探讨同一时期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军事互动;探讨不同时期某类军事遗存的发展序列及其与其他遗存间的相互关系。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希望从横向和纵向上对古代军事活动进行比照,以期获得军事文化外部和内部的互动信息,为达到深入认识古代军事发展及还原古代军事状况的目的提供必要的研究资料支撑。

获得对古代军事活动的合理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为什么经常强调文化因素分析对古代军事遗存研究的重要性?

赵丛苍:文化因素分析法是军事考古学研究当中的“中层次”的方法。通过地层学与类型学的研究可以反映器物本身的时空信息,而地层学与类型学在揭示古代军事活动的文化内涵上却难以有所作为,特别是源流演变之后的时代背景、流变原因等方面。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能够补充地层学与类型学的不足,将器物的研究提升到文化的分析。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不仅需要掌握其时空信息,更重要的是解释其起源、发展、消亡的原因,而原因的解释就需要具体分析当中文化因素的演变,其作用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什么是军事考古学研究中“长时段”的“人的科学”?

赵丛苍:军事考古学研究应当注重“长时段”的“人的科学”。“长时段”理论认为有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与之相对应的即长时段、中时段以及短时段。分别表述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而其中的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结构史,即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历史进程中演变缓慢的历史事物,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作用。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够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生活的全貌。长时段理论为军事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空间,与低层次的田野发掘和中层次的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研究,共同构成了军事考古学的方法体系。

在军事考古学视野下,运用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从古代军事遗存本体入手,比照不同军事集团或政治实体的军事文化特征,依据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构建古代军事状况的时空框架,将军事遗存的内涵进行提炼,获得对古代军事活动的合理解释。同时,注重军事文化的整合分析,从而使得军事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不是仅仅停留在器物研究的层面以及历史价值的阐发,避免忽视“人的作用”,而使其成为全方位理解与解释古代军事与人类活动的“人的科学”。

秦直道归根结底是为满足战争攻防需求而出现的军事设施。引入军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将推动秦直道研究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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