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遗址保护,大遗址保护的良渚实践

良渚,中国江南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境内。5000 年前,良渚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孕育了中国史前最为灿烂辉煌的文明之一——良渚文明。自1936 年发现以来,历经八十年风雨,良渚遗址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其价值在探索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被誉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余杭是千年福地,这里拥有最完美的城市生态,集湿地、湖泊、溪流、平原和山地于一身,尤其在良渚遗址区内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石器、陶器等各类器物,这些器物与埋藏它们的遗址——良渚遗址一起所构成的丰富信息库,蕴含了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辉煌历史。

一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高度重视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国务院把良渚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三次把良渚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浙江省委、省政府把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载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设立高规格的保护机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制定专门的地方性保护法规——《杭州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成立省政府申遗工作领导小组;杭州市把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写进党代会报告;余杭区更是集全区之力、用非常举措保护文化遗产,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大遗址保护补偿机制,强势推动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

  良渚古城遗址入选“2011-2012世界十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多年来,余杭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阶段目标,以建设“专家叫好、百姓叫座、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平台载体,扎实推进良渚遗址的积极保护、整体保护、科学保护,探索出了一条管理与治理结合、人文与自然融合、历史与现代包容的大遗址保护新路子。

  良渚文化地层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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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历史的重现,从1936年施昕更先生发掘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算起,到今年正好80周年。回望良渚文明的80年发现史,是不断刷新固有认知的历史,改变了世界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傲慢;回顾良渚遗址的有效保护和内在精神的阐述展示历程,则是在无凭可鉴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前行的历史,展露了中国东方文明的巨大魅力。

注重统分结合  创新体制机制

  简而言之,良渚遗址大保护是一场集中命题的“大考”,以清晰的数字坐标“1936”为起点,伴随民族的伟大复兴来到“2016”。大考80年,余杭人交出优异答卷,探索出了一条管理与治理结合、人文与自然融合、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大遗址保护新路子,良渚文明融入当代并走向更加坚定、更加强盛的未来……

强化政府主导,主动履行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的属地责任,改变遗产保护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资源要素整合,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框架和“条”抓“块”保、五级联动的保护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遗产所在地政府的主导主体作用。在体制上,划定242 平方公里范围为良渚遗址管理区,组建规格为正区(副厅)级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下设办公室、文物管理局、国土与规划建设处、文化产业处、申遗处、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杭州良渚遗址管理所(文物执法大队)、杭州美丽洲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大观山果园等机构(单位),分别承担宣传展示、价值研究、遗产监测、保护管理、文物执法、遗产申报、产业引导、国土规划、资金筹措等职能,形成协调统一、分工明确的文物保护工作体系。在机制上,浙江省政府成立由分管副省长挂帅的良渚遗址保护、申遗工作领导小组,把全局,议大事,协调处理重大问题;余杭区成立党政一把手牵头的指挥部,整合力量、靠前指挥;遗址所在镇街、村社根据管委会的工作要求,实行任务包干、网格管理,履行属地责任,形成梯度传导、各司其职的指挥和执行机制,确保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各项决策部署的一以贯之、一抓到底。实践证明,这套统分结合、齐抓共管的体制机制,是近年来良渚遗址保护工作获得较大进展的一项根本性举措。在杭州近郊的城市化前沿阵地,广达42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得以整体性保护,遗址风貌基本没有受到冲击破坏,与这套体制机制休戚相关、密不可分。

  2011年4月,“神圣与精致——良渚文化玉器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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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发中华文明之光的大遗址

注重研用一体  夯实保护基础

  良渚遗址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圣地”,距今约5300—4300年,位于杭州北郊余杭区瓶窑、良渚两个镇街范围内,保护区面积42平方公里。从上世纪30年代始,大量遗址被发现——“反山遗址”“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莫角山遗址”等等,不断刷新着我们对良渚、对中华文明的认知。特别是从2006年良渚古城城墙的发掘,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这一个10年让我们在良渚一带逐渐勾勒出了一个早期的完整的国家形态,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伟大见证。

强化学术研究与成果转化的互通互促,以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推动带动遗产保护的具体实践,切实发挥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建立“一体两翼”的良渚学研究大格局。“一体”是指建立良渚学,学科发展立足良渚文化的学术研究和良渚遗址的综合保护,现已成为杭州城市学的重要分支;“两翼”是指良渚学研究实践的两大驱动载体,其一,突出考古先导,在省文物局的支持下,管委会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建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管委会出资建设近5000 平方米的考古基地,累计投入2600 余万元的考古勘探经费,帮助做好考古发掘的后勤保障,为推动良渚遗址七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次入选“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两次评为中国田野考古最高奖(一等奖) 做出努力;其二,注重课题带动,以良渚研究院为主要平台,余杭区财政每年安排200 万元专项经费给予保障,通过自主研究与课题招标相结合的形式,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投身到学术课题研究和保护实践咨询中去,目前已出版《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良渚丛书》等专著,为遗产价值提炼提供了翔实依据。建立“一抓三带”的学术成果转化全链条。抓研究带管理,依据最新成果,动态调整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方案,及时运用大遗址保护前沿技术特别是科技手段,推动遗产保护的完整性、前瞻性;抓研究带展示,充分借鉴国内外大遗址展示的成功经验,注重文化展示的“留白”和可逆,先后开展反山、汇观山、良渚古城墙等重要遗址的保护展示,实施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试验片区集成展示,增强良渚遗址的可看性、观赏性;抓研究带利用,积极探索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路径,推动良渚遗址历史文化资本、城乡自然资本在合理适度利用中增值增效,实现保护与发展的互动共赢。

  良渚遗存类型丰富,遗址格局完整,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国家起源的基本特征,代表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稻作文明的最高成就。值得一提的是与古埃及同时期建成的具备宫殿区、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的良渚古城,占地约8平方公里,无论规模和内涵,在世界同类遗址中极为罕见,被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誉为“中华第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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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渚文化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存在,使中华文明有了一块可以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尼亚、古印度文明遗址并列的文明圣地。享誉世界的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勋爵认为: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璧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是具有共同观念的文化联合体形成的标志,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

注重上下衔接  完善法规配套

  国家文物局评价:“良渚遗址重大价值的不断揭示,已经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方式、途径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并将继续丰富人们对我国文明史的认识;今后应成为人们纪念、教育、观光的东方文明的圣地。”

把法的思维、法的精神贯穿大遗址保护始终,坚持上位法和下位法结合、法制化同法治化并重,健全完善法律保障体系,推动良渚遗址保护管理走上依法治理的良性轨道。法制化上,制订《杭州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将国家文物局的工作要求和《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有关内容写进地方性法规,增强遗产保护管理刚性。依据《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编制《良渚古城遗址管理规定》《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控制性详规》《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展示规划》等13 个系列规划,并推动遗址保护规划与城市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对接融合,形成上下一体、左右衔接、多规合一、切实可行的规划管理体系,增强保护规划的可操作性。法治化上,在干部群众中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把“述法”与述职述廉一起纳入到相关镇街和单位的年度考核内容,促进当地干部自觉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推动依法保护成为持续不懈、不容懈怠的行政常态。根据法律法规内容,详细梳理良渚遗址保护工作计划, 推动良渚遗址保护工作列入地方“一把手工程”,切实把法规的刚性意志转化为党委政府的实际行动。全力开展文化遗产的常态化管理,建立市、区、镇、村四级文保网络,完善文物、城管、国土、公安等单位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联合执法机制,始终保持对违法违规违章行为的高压态势,真正把依法保护工作落实落地。

  接过文明“接力棒”的良渚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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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渚博物院建筑风格简约、粗犷、厚重、大气,注重景观与自然相结合。建筑外墙采用黄洞石砌成,远远看去,犹如玉质般浑然一体。

注重钱人统筹  克服要素短板

  一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高度重视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国务院把良渚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三次把良渚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浙江省委把良渚遗址申遗工作载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设立高规格的保护机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制定专门的地方性保护法规——《杭州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杭州市把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写进党代会报告;余杭区更是集全区之力、用非常举措保护文化遗产,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大遗址保护补偿机制,强势推动良渚遗址保护工作。

牢固树立“钱人统筹”理念,通过机制创新、政策创新,努力破解大遗址保护“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两大关键性难题,厚植遗产保护持续发展后劲。聚焦“钱从哪里来”,坚持政府主导力、企业主体力、市场配置力“三力合一”,建立多方筹资、多元投入机制。目前,良渚遗址保护资金来源共有四种渠道:一是财政专项经费,体现政府在遗产保护上的主体责任;二是余杭区政府开创性建立的土地出让金反哺文物保护机制,在远离良渚遗址区、最靠近杭州主城区、最具价值的26平方公里范围内,土地出让毛收入的10%用于反哺良渚遗址保护;三是市场配置,探索推行PPP 模式、引入市场主体参与良渚遗址保护;四是社会捐助,引导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大型企业资助遗产保护事业,仅南都集团就捐助80 亩土地和一座高水准的良渚博物院,用于遗产展示。近些年来,通过以上渠道累计筹集保护资金30 余亿元,用于石矿关停、国道改道、搬迁安置、环境整治、遗产展示等大遗址保护项目。聚焦“人往哪里去”,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在充分尊重遗址所在地原住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上,确立“区别对待、迁留适宜”的安置政策。对于良渚古城遗址内叠压在遗址本体上、危及遗址安全的农居、企业,通过以地换地、异地转移的方式有序外迁,降低遗址区人口密度,减少人类现代活动对遗产景观造成的次生灾害;对于一般保护区的农居,进行引导和整治,通过协调建筑风格、控制建筑高度、美化村容村貌,改善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营造宜居宜业的生态家园,营造利益相关者合力支持遗产保护事业的良好氛围

  在各方通力合作下,这些年来,良渚遗址保护工作推进有序、成效显著,逐渐摸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可持续发展的“余杭经验”“良渚模式”。这一实践经验大致上可以用三个词语来概括:画龙要“点睛”、顾此不“失彼”、与时更“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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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龙要“点睛”:学术研究是遗产保护工作活的灵魂

注重堵疏并举  推动错位发展

  “北京大学良渚考古实习基地”授牌仪式

妥善处理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注意区分遗址区内、遗址区外两个地理单元,坚持堵疏并举,注重产业引导,打造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产业生态圈,推动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互动。遗址区内,以现有的自然生态为基础,以修复和净化为手段,紧扣良渚遗址深厚内涵和核心价值,大力发展最能彰显遗址特征、文化元素的产业业态。环境整治先行,关停整治遗址区周边采石场矿,废止叠压遗址本体的老104 国道,建设防洪排涝设施,通过综合治理、有机更新,改变遗址区“脏乱差”的环境面貌,为产业发展腾出空间;产业引导同步,对良渚古城内5000 多亩农田进行土地流转,恢复水稻、油菜等传统农业,引进轻型农业、观光农业、大地景观等新型产业,通过倡导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产业发展与遗产景观交相辉映。遗址区外,注重良渚文化基因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传承导入,以文创和旅游为主要产业,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产业活力的美丽城镇。现已建成三个特色园区:良渚玉文化产业园,以文创产品的开发经营,带动文创产业发展;良渚文化村项目,集生态观景、休闲游乐和现代人居为一体的旅游小镇;美丽洲公园,原址为采石场、化肥厂和沼泽地,通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与周边的良渚博物院、良渚遗址区组成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期),成为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除此之外,余杭区借势遗产保护倾力打造“梦栖小镇”,培育发展以文化创意、规划设计为主体的零污染产业,与遗址环境相得益彰、和谐共存。

  编辑出版良渚文化丛书

注重内外联动  凝聚社会共识

  余杭的山川草木浸润着文明的滋养,日复一日与朝露和夕霞相伴,在这片神奇而富饶的土地上,良渚文化的“薪火传人”致力于保护好中华文明的“根”。这是一盘“大棋”、一条“大龙”,要让这盘棋活起来、这条龙舞起来,以考古为先导的学术研究,是大遗址保护的基础和灵魂,脱离这一点,良渚大遗址保护就无从谈起。

坚持“共建共享”原则,准确把握遗址区内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原住民和遗址区外作为争取对象的社会民众两类人群的不同心态、不同感受,因人制宜、分类施策,通过利益、情感和价值纽带的串接串联,夯实遗产保护的民意基础。对于利益相关者,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大遗址保护补偿机制,杭州市和余杭区两级财政每年预算安排1000 万元,对因文物保护受到损失的农民、村集体和企事业单位进行经济补偿;开展遗址区内村社文物保护工作实绩考核,采取“以奖代补”、转移支付的方式拨付约2500 万元,支持遗址所在地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事业改善,增强原住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激发原住民保护遗址、支持申遗的自觉性、自主性、自发性。对于外围的社会公众,搭建“一展一会一营一教材”的四个宣传教育平台,弘扬传统文化,凝聚社会共识。“一展”是指良渚文明展,由良渚博物院每年组织办展,为广大群众了解良渚文明架起桥梁;“一会”是指中华玉文化中心年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围绕各地玉文化交流办展览、出论文,至今已历5 届;“一营”是指由良渚博物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面向全国中学生每年举办的考古夏令营,帮助青年学生提升遗产保护的思想意识;“一教材”是指《良渚文化》拓展型课程教材,列入余杭区中小学日常教学课程,增强青少年乡土文化自豪感。经过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良渚遗址实现了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转变,共保共享、人人有责的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深耕文明内涵,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作为主要牵头部门,逐步建立了“一体两翼”、立体交叉的良渚学研究大格局。

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只有逗号没有句号,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敢于改革、勇于创新,以更严的精神、更实的作风,努力建设“专家叫好、百姓叫座、国外一流、国内领先”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合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推动良渚遗址保护事业再上新台阶,再创新成绩。

  所谓“一体”指的建立良渚学,学科建设的内容既包括理论研究又含有实践操作,至今已成为杭州城市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所谓“两翼”指的是良渚学研究实践的两大平台,其一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另一个平台是良渚研究院。目前,良渚遗址已六次获得“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一次获得“世界考古十大发现”,尤其是良渚古城和外围水利工程的重大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等研究课题均有了可喜收获,为良渚遗址保护和遗产价值提炼提供了翔实资料。

(来源:中国文物报)

 顾此不“失彼” 保护,绝不止步于“保守”

  15年前,浙江省政府批准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242平方公里。和其它一些地方一样,大遗址保护有着“大烦恼”:如何建立起长效有力的管理体制和保护体系,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遗址保护的矛盾,如何营造与遗址保护要求相协调的优美环境?

  这些既关系着当地百姓的民生福祉,也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担当有为的余杭人,从不以“保护”之名固步自封,而是在实践中以创新突破为抓手,走上了一条凸显余杭智慧、极具余杭特色的,在保护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的“共识之路”。

  曾经,遗址保护“婆婆多”,通过统分结合,创新体制机制,余杭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框架和条抓块保,省市区、镇街、村社五级联动的保护机制。根据余杭区委区政府和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的工作要求,瓶窑、良渚两个镇街实行任务包干、网格管理,上下形成梯度传导、各司其职的指挥和执行机制,确保良渚遗址保护各项决策部署的一以贯之、一抓到底。

  曾经,遗址现场盗掘和哄抢严重,通过上下衔接,完善法规配套,余杭建立健全了完善法律保障体系,推动良渚遗址保护管理走上依法治理的良性轨道。

  曾经,遗址保护捉襟见肘、有心无力,通过“钱地人”统筹,余杭突破要素制约,创新设立土地出让金反哺文物保护机制,每年将远离良渚遗址保护区、最靠近杭州主城区、最具价值的26平方公里土地出让毛收入的10%用于反哺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最近三年,这一机制为良渚遗址保护筹集了20多亿元资金。这些资金用于文物补偿、环境提升、搬迁安置等大遗址保护项目。

  在杭州近郊的城市化前沿阵地,广达42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保护区得到整体性保护,遗址风貌基本没有受到冲击破坏,与上述体制机制创新密不可分。

  然而,良渚后人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成绩,他们说:“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更加需要精益求精。”

  一则是:良渚遗址保护区涉及瓶窑、良渚两镇11个行政村,农户1万余户,人口约3.6万。遗址要保护、经济要发展,在天平的两端,有没有调和的可能?

  余杭同样用创新创意给出答案:“有!”

  以产业发展推动良渚遗址保护 ,占地50余亩的良渚文化产业园项目于2010年开园,拉开了良渚遗址保护利用的序幕。

  良渚文化素以琢磨精美玉器著称,曾经是中国玉文化的中心。良渚文化产业园传承这一古老历史文脉,发掘深厚的玉文化底蕴,结合创新开发模式,定位于全国性的玉器设计、加工、鉴赏、交易与收藏的场所,让沉睡数千年的良渚玉文化在21世纪重新焕发光彩,从而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2015年以来,随着特色小镇的开发建设,玉文化产业园并入良渚梦栖小镇,原创、首创、独创和外拓为特征的“良渚精神”嫁接到创意和工业设计领域,撬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二则是:遗址保护与环境打造的关系,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得生态、产业环境与遗址保护相得益彰?

  余杭同样用真抓实干给出答案:“有!”

  老104国道部分叠压遗址本体,繁忙的车流对莫角山宫殿区形成较大综合污染,改迁!遗址区周边曾有30余家矿石厂,长年炮声隆隆,噪声、粉尘污染让遗址区满目疮痍,关停!这只是良渚遗址环境治理的一个缩影。

  更大的手笔是启动建设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公园内,以现有的自然生态为基础,以修复和净化为手段,大力发展最能彰显遗址特征、文化元素的产业业态,目前仅在古城遗址区就形成了近600亩的广阔“草原”,重现了历史上水丰草美、飞鸟集聚的景象。遗址公园外,注重良渚文化基因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传承导入,以文创和旅游为主要产业,发展有历史韵味、江南特色的美丽城镇。现已建成良渚玉文化产业园、良渚文化村、美丽洲公园三个特色园区。

  5000年光影中,黑夜与白昼交替轮回,中华文明伴随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地球的东方折射出万丈光芒。曾经我们坠落谷底,而今奋力赶超,良渚遗址保护80年历程,同时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缩影。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祖先饱含深情赐予我们的这些珍贵的历史财富,保护良渚遗址、传承良渚精神,余杭人“赶考”80年,不忘初心,永远在路上。

  与时更“俱进” 良渚遗址的现代诠释和价值更新

  2006年,良渚镇后杨村农户康宏果申请建房,经专家考察认定,该房址为非核心保护区,允许其建房。但康宏果的新房房基一开挖,竟然挖出了4个玉璧。康宏果马上向良渚遗址管理所报告,管理所与省考古所的专家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19座良渚文化显贵者墓葬,200多件珍贵文物,由此露出真容。

  参与发掘的文保专家事后深有感触地说:“由于抢救性发掘,我们把人家的地基挖得乱七八糟,但是农户没有一点怨言,大家都非常支持良渚遗址的考古与保护工作。”

  一直以来,把“文物本体保护好,周边环境整治好,经济社会发展好,人民生活改善好”是良渚大遗址保护工作的目标追求。围绕保护利用、与民共享,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与日俱增。

  和谐的保护模式、合理地展示利用遗址,是优良的文物保护群众基础的具体体现,也是良渚遗址保护在新时代语境下的现代诠释和价值更新。

  杭州市和余杭区两级财政每年预算安排总计1000余万元,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大遗址保护补偿机制,对因文物保护受到损失的农民、村集体和有关企事业单位进行经济补偿。同时,通过对遗址区内相关村、社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实绩量化考核,采取“以奖代补”、转移支付的方式拨付1500万元,支持他们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事业改善,激发遗址保护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事实证明:只要保护工作能够为区内群众着想,群众是会支持的。

  拥有五千年历史的良渚文明在许多人眼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然而良渚遗址绝不是固化的物理空间,随着传承与发展,其原创、首创、独创、外拓的精神已浸润到良渚后人的血液之中。

  比方说,顺应产业发展大势,眼下余杭区按照“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理念,正在规划建设面积达110平方公里的良渚文化国家公园。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将统筹处理良渚遗址申遗保护利用的关系,按照“一轴两线三圈”的空间结构,做精良渚古城遗址遗产区、做实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区、做活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区,启动实施综合保护工程,建设良渚文化艺术走廊,把良渚遗址打造成“中华文明朝圣地、中华文化新名片”。未来,良渚文化国家公园还将与周边的大径山乡村国家公园、东明山森林公园、北湖湿地公园、良渚水乡公园一起“串珠成链”,成为展示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重要窗口,组成余杭生态文化旅游“黄金通道”,也为市民节假日休闲游玩提供更好的去处。

  这些利用和展示,既接地气,又深得民心。这些年,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做好“走出去,引进来”两篇文章,文化交流丰富多彩,对外宣传异彩纷呈,良渚博物院和美丽洲公园年均游客和观众达40万人次,良渚博物院已经成为杭州城市地标性建筑和重要旅游景区,良渚遗址的知名度美誉度也不断提升。

  良渚文化就这样在保护中利用,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起来。通过建设良渚博物院、文化创意产业园,特别是规划建设良渚文化国家公园,通过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发展,大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统一起来,与城乡建设和环境改善统一起来,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统一起来,实现了保护与利用的“双赢”。      (记者 商赟 金晓榕 通讯员 刘雅丽)

      (来源:余杭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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